文/李宸江 滕飞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流传甚广的名句，也正因为其广泛性和经典性，而产生了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正典”地位导致人们的“疏异性”。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少年中国”因人尽皆知的经典地位，反而隐遁在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图景里，就如同那些千百年流淌在民族血脉基因里的忠孝节义、自信笃定和蓬勃朝气的精神气象，因为其过于宏大和熟稔，在《白鹿原》之后很少有作家再去触碰和开掘。但近年来的叶舟却以近乎执拗和倔强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血拼着自己的创作罡气，在《凉州十八拍》中以134万字的大体量，“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编织和构建起一个超越时空的精神版图。

(资料图)

几年前，叶舟的《敦煌本纪》就将目光投向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并以《史记》中为帝王立传的“本纪”，来描写苍茫大地上那些不屈的精魂，为那些激荡着光明之气的“普通人”树起崇高的丰碑。这一次，叶舟的《凉州十八拍》将目光又投向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凉州，以诗史合一、鸿篇架构的方式探源蕴藏在古老大地的少年气象。正如叶舟在采访中一再强调的那样，“河西走廊是读不完的大书”，而历史上的凉州也超越现在武威市的范畴，涵盖整个河西走廊，凉州城长期是其中心区域，也是中国西北的腹地。“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在叶舟的小说中，西北腹地凉州所挺拔而起的，就不仅是海拔和地势了，还隐藏更为坚实的精神意蕴。叶舟将清末民初“少年中国”的遭遇浓缩于这座千年古城，以鲜明浓烈且近乎压迫式的写作方式，讲述了一群凉州少年冲破重重阻力，誓死守护凉州魂魄“天马”的传奇。雄奇苍茫的西部风光、野性粗粝的民俗风情、魔幻诡秘的故事情节徐徐展开，信义忠勇的精神气节在守护与杀戮、善意与谎言、自私与公益中得到淬炼与升华。毫无疑问，叶舟这部小说充溢着满满“野心”，这是一部以凉州为载体张扬“少年中国”的动人传奇，也是重塑“民族精神”的恢弘史诗，特别是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候，这部小说的横空出世就饱含着非同一般的时代价值，洋溢着古今辉映、一以贯之的艺术价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文学代表着时代风貌，引领着时代风气。《凉州十八拍》将目光瞄准凝结着汉唐气象和丝路精神的凉州，将时间放在正在经历阵痛、迷茫和重振希望的民国，无不隐藏着作者以文学的方式为时代铸魂立传的宏阔抱负，书中的文字也充盈和荡漾着探索民族精神建构路径、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的磅礴气场。因此，这部看起来描写民国时发生在偏远河西走廊的故事，在拂去尘埃和锈迹的遮蔽之后就显得非同凡响，不仅闪耀着真正属于文学的尊严与光芒，也响彻着强力回应时代和世界的金石之声。

溯源“少年中国”的文化脉络和凉州意象

在论述《凉州十八拍》蕴含的“少年中国”意象时，有必要先溯源这一概念的历史脉络，也能更加清晰地印证这部小说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就逐渐走向“全球范围内的共时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深度和密度的时代”，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也由此进入全球视野。为了方便观察并表述中国的变革和突破，英语国家制造了一个新名词——“Young China”。

从翻译学上看，“Young”更应被译为“年轻的”或“青年的”，但梁启超却将之翻译为“少年”。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给出了答案：“青年二字，亦为民国以来一新名词。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梁启超从檀香山回国后不久，便写下了旷世名篇《少年中国说》。从此，“少年中国”意味着光复振兴、蓬勃朝气和高歌猛进，成了无数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断激励着不甘沉沦的国人前赴后继、重振河山。正如《凉州十八拍》中，乡学教师尹先生向凉州少年发出动情的召唤：

“在尹某看来，你们一个个都应该是太子，天赐神授的俊美少年，烂漫如锦，平日里一定要抱道自重，将来去匡威扶倾，去为这个国家昂起自己的头颅，去建立不世之殊勋。”

一群又一群立志救亡图存、推动民族复兴的“中国少年”逐渐成为“少年中国”的拓荒者，也将西方人口中的“Young China”开拓出属于自己民族品格的新境界。“少年中国”不仅激励着变革者，也开启了一种重振中国元气的文学表达。西北腹地的开阔和厚重，以及辽远的大地感和文学品质，让叶舟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显得近乎“执念”，他希望挖掘和弘扬艰难转型时期蕴藏在大地深处、浩荡不衰的“正大光明”之气，并以密集的语言强度与读者产生“共情”。而叶舟心中那些被覆盖的过往和西北腹地的元气，便以“文学凉州”或凉州精神的方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缓缓打开。叶舟在小说开篇引用了《钦定四库全书》（甘肃通志卷二十一）的一段话，也可以视着其心中“文学凉州”的一次阐释：“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崇节俭，敦礼让，质而不野，尚武兴文。” 这不仅仅是作者对家乡情谊的浓稠淤积，还是别有深意的认真考量。

“河西走廊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文化积淀最深的‘民族走廊’‘文化走廊’‘安全走廊’‘生态走廊’在沟通中原与西域乃至域外世界方面发挥了承东启西、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和贸易要道的主体作用，其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古代凉州是河西走廊的中心节点，也是控御西北的核心腹地，盛唐时期的凉州拥有中国最精锐的骑兵武装，其繁盛程度足以比肩长安、洛阳，却又比它们更加神秘和多元。“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是岑参笔下的名句，来自西域的客商、中原的诗人、戍边的猛将、过往的高僧以及各种传奇，如河流般汇聚在凉州。西来的文明在这里实现了中国化改造，中原的文化又从这里传播至远方，凉州如同一个巨大的熔炉，从容吸纳着各种文明，又有着保存自身特色的底气，不断辉映着丝绸之路的精神内涵。事实上，凉州的儒学根脉非常扎实，存有汉代尊老养老法令的“王杖简”，中国三大文庙之一的武威文庙素有“陇右学宫之冠”的美誉。在中原人看来，凉州更接近西域；而在西域人看来，它又是中原。因为这种独特的气质禀赋，这里的文脉更多了一份刚气与血性，尤其注重忠烈气节与豪迈俊朗，似乎更有“少年”之感。叶舟在采访中说道，“我就想在这个庞大的故事里，在河西走廊这一片当年中国的孤悬之角，喊出一帮少年，让他们去撒野，去淬火，去失败，去进取，而后凛然天地，热血人间，成为一群真正的儿子娃娃。在我看来，这样的禀赋和气质，恐怕也只有在边地与旷野之间才能完成，凉州恰巧满足了我的全部想象，同时也可以安放下那一群不安分的少年。”于是，父亲生前改编的《凉州宝卷》“天凭日月，人凭心，秤杆凭的定盘星；佛凭香火，官凭印，江山凭的是忠义。”便成了整部小说的精神基调。而凉州民间流传千年的《凉州宝卷》本身，也成为河西精神隐秘流淌的血脉和象征。

凉州最辉煌的时期是汉唐之时，鲁迅在《看镜有感》中写道：“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这也是《凉州十八拍》中渴望重振的少年气象，他竭力塑造俊朗、阳光、刚健、豪气，可以为了心中的正义洒下一腔热血的中国少年。叶舟笔下的凉州，不仅是历史和现实的凉州，更是超越地域层面的“文学凉州”，一个以凉州为载体的“少年中国”，民族精神不断淬火重生、光焰万丈的重要源生地。正如《凉州十八拍》中外来革命者张观察眼中，凉州是一方会被重启的“灵异之地”：“无疑就是在凉州的黄沙白草之下，在河西一线的旷原瀚海之间，埋藏着中国的最后一份元气，一捧精血，一种起死回生、难以拘执的勇气。”

属马的叶舟，也为《凉州十八拍》重振的“最后一份元气”找到了精准的意象，那便是小说中的宝物“天马”。阅读时，自然会将其联想与武威雷台汉墓发现的中国旅游标识——铜奔马产生联想。“凉州大马、横行天下”，驰骋奔放的骏马、踏燕飘逸的天马的确是“少年中国”或汉唐气度的完美指代。事实上，世代中国人对马的礼赞，已为之形象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周礼》曰“马八尺以上为龙”，汉武帝曾从卜卦中得到“神马当从西北来”预言，并在河西走廊一带获得“天马”后作《太一之歌》，后世称之为《天马歌》。杜甫在《房兵曹胡马》中深情写道：“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马和龙相互衔接，带着昂扬向上、志在千里的精神风骨，并饱含着自强不息、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热切渴望。《凉州十八拍》中的“天马”从一份“实物”幻化成了象征凉州的魂魄，用以指代中国存续的一份“元气”，这并不是作家的臆造，而是兼具文化根脉和历史发现基础的一次创新。

《凉州十八拍》除了“文学凉州”的地域意象和“天马”的诗意凝练之外，还精心构筑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战乱不止、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当时的凉州正处于各方势力的分割与控制中，以郡老为代表的乡绅势力从内部瓦解，逐渐失去了对凉州民间的号令；以吕介侯为代表的县府被军阀势力所压制摆布；以新城大营和特务机关为代表的军阀势力，掌握了对凉州的实际控制权，却贪婪凶残祸害一方百姓。而此时的中国，也正处于艰难转型和纷繁复杂的局势之中，这是隐忍、沉潜期，也正是希望与重振的升腾期，是“少年中国”影响下的仁人志士们必须直面的人生。但面对国破山河碎的惨状，他们却显得无能为力。《凉州十八拍》第八拍第五十七节中的一段话道出了所有身逢乱世无处报国的英雄的压抑与愤怒。

“目下的中国，虽然扯起了一面共和的大旗，但内乱不休军阀祸害，一个沃美而悠久的国度，如今如同一座座割裂的岛屿，甘陕如此，陕省如此，川省如此，云贵也如此，北平、保定、绥远、武汉、广州和东三省，及至上海与整个江南，概不如此。在这样的修罗之地，杀伐之场，一个人再有天大的抱负，岂不是笑话。”

正是因为这股积蓄的火焰，才有了他们逆流而上的勇气。而《凉州十八拍》要讲述的“少年中国”的故事就如第一拍第三节最后那句：

“回望整个凉州，竟仿佛一块激进而愤慨的炭石，表黑里红，储满了一团机密的火焰。倘若假以时日，未来势必将石破天惊，引全体国人侧目。”

凉州与国人，河西走廊与“少年中国”，便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交织在了一起。汉唐之后，特别是在古老文化艰难转型的民国时期，凉州似乎早已随之衰落下去，并且在中国历史大局中隐遁了身影，仿佛和璀璨的丝绸之路一样，淹没在了漫漫黄沙之中，再也没有了那种蓬勃盛大的气象。但是，在沉沦、边缘、动荡的表象之下，真正的凉州精神以《凉州宝卷》等形式，如祁连山融化的石羊河水，仍然在奔涌和流淌着，滋养着这片大地和子民，甚至蕴藏着振兴、重塑的伟大力量。正如叶舟在“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启动仪式上的发言时说道，“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丝绸之路这一条通道是废弃的、闭锁的、尘封的、搁浅的、为世人所遗忘的……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书写就是在除锈，用文学的方式，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剔除偏见与促狭，努力去擦亮被灰尘覆盖的过往，寻找西北腹地的精气神，问询少年中国的那一条光荣来路。”

在被遮蔽的浩荡天地，在似乎远去的漫漫丝路，在看似混乱不堪的特殊时期，叶舟的目光却看到了地下奔涌、滋养并随时准备喷涌而出的河水，那是一个民族永远傲立的精神基因，独特，坚韧，永不枯竭。《凉州十八拍》中的“少年中国”不是远遁或消失了，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潜伏着，等待着飞龙在天、声震人间，这是他用尽力量、耗尽生命也要提的一口气、点的一盏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凉州十八拍》既是叶舟带着饱满深情完成父亲的夙愿，也是他本人的“生命之书”，一部献给整个民族的精神史诗。

接续古典与现代的“少年中国”想象

《凉州十八拍》呈现的是一个接续古典与现代的“少年中国”的故事，与其他建构“少年中国”的作品不同，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亦或是精神主题，《凉州十八拍》对“少年中国”的想象都带有强烈的古典色彩和现代意识。虽然《凉州十八拍》也在讲述处于大变革中的“少年中国”，但它却没有将其悬置或对立，而是使“少年中国”重新回到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历史生命链条中，对它进行另一种解读。

从情节设置上看，《凉州十八拍》是古代经典悲剧《赵氏孤儿》的现代演义。“赵氏孤儿”最早载于《春秋》，《左传》在此基础上使得该故事和人物刻画大为丰富。司马迁继承春秋笔法，以“德”为标准，寓人物善恶于笔尖，在《史记·赵世家》中讲述了更加完备、生动的“赵氏孤儿”故事。汉朝刘向《说苑》、《新序》又在《史记》基础上对“搜孤”“救孤”等情节进行了着重描写，并增加了“复仇”元素。直到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出现使这一故事的文学观照由诗文“重述”转向戏曲、小说“重写”。这个故事的不断重写，已经蕴含着内在精神谱系的沿袭壮大，其核心便是对“节烈忠义”这一古典精神的不断弘扬与演绎。《凉州十八拍》承袭了“节烈忠义”的精神核心，并用一个全新的故事进行了现代演义。作者格外看重“孤儿”这一意象，作者笔下的凉州少年就如同荒野上不安游荡又恣意汪洋的孤魂，在寻找和探索着安顿生命的精神家园。《凉州十八拍》是由北疆续门向凉州郡老托孤并托付法器“天马”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护宝”是故事的缘起，权爱棠的身死、顾山农的隐忍，军阀势力对权家的一再加害都是因为这件象征“凉州魂魄”的神器。“救孤”是故事的核心，但这里的“救孤”不是对某一个人的搭救，而是包含了权家和北疆义士对徐惊白这个因义灭门孤儿的救护，顾山农、沈兰阁等凉州义士对红军的救护，徐惊白、权达云对刘北楼孩子的救护等多个层次。“革命”是故事的高潮，是对《赵氏孤儿》复仇主题的升华。军阀和地方势力的贪婪和疯狂使死水般的凉州变得更加破败不堪，郡老中分裂出来的反派成了这种势力的帮凶，他们打着“革命”的幌子用鸦片毒害百姓，用武器屠杀革命者。就是在这样的时局和环境中，这些有着共同身份的凉州少年，在正与邪、善与恶的不断交锋中完成了各自的成长。但他们没有因为“孤儿”身份而成为“问题少年”，而是在成长中相互看顾、相互扶助，最终长成了具有忠义之气的凉州英雄。《凉州十八拍》不仅对古典悲剧进行了借鉴，更将现代意识融入其中，对其进行了新的演绎和再造。

从形式结构上看，《凉州十八拍》融合了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叙事结构和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著名汉学家浦安迪认为：“小说家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在人类经验的大流上套上一个外形（shape），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广义的结构……叙事作品的结构可以藉它们的外在的‘外形’而加以区别。”《凉州十八拍》最显著的外形特征就是按照古典乐曲“胡笳十八拍”中“拍”与“节”的体例设计作品结构。全书共18拍，130节，出于故事内容和情节推动的需要，每“拍”包含的“节”的数量并不固定。虽然作家并未对每“拍”每“节”单独命名，但显然这种体例是对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借鉴和创新。事实上，这种写作方式带有很强的仪式感，而叶舟刻意保留了这种古典的形式和浓厚的仪式，就如同祭拜神明一般，他以此表现出对精神传统和长篇小说的尊重，以及“除锈”“复明”的坚定信念。此外，《凉州十八拍》还继承了传统章回体小说悬念多的特点，书中出现了大量“暂且按住不表”“此处略过不表”等语句，用以设置悬念，将情节暂时搁置。与古典小说重视写“事”不同，《凉州十八拍》还吸收了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叙”上。作者为了对核心情节进行补充说明，设计了许多起催化作用的支线，打破了主线叙事的时序性。瓦莱里称这种催化为“拖延性符号”，认为“控制叙述话语的起伏、跌宕、疾缓、驰张的节奏，甚至在作品中布下迷魂阵，使读者在扑朔迷离的叙述话语历险中迷失方向。”叶舟在《凉州十八拍》中不仅为主人公设置了身世之谜，还埋下了诸多悬念，故事线纷繁复杂，人物众多，紧张刺激，一气呵成。在叙事空间上，《凉州十八拍》还表现出了现代小说的诗化特征。马尔库塞认为文学与生活具有“异在性”，它是“艺术通过重构词语、音调、意象而改变，传达出不属于日常语言和日常经验的客观性。”《凉州十八拍》通过天气、梦境以及法器，创造了多个充满浪漫色彩的超现实的“异在”空间。《凉州十八拍》中的“天地”是有“情绪”的。轻快时，如“淬火之后一片湛蓝的瓦叶子”；舒缓时，“黄昏似水，其实是一滴一滴地降落在武威城中的”；紧张时，“夜空似釜，覆于头顶”；愤怒时，“天空陡然变色，一派猩红”……这种情绪与故事的发展同步，透露出对现实的隐喻。《凉州十八拍》还利用梦境、独白等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最典型的情节就是第八拍第五十二节中，顾山农梦游鸠摩罗什寺这段。顾山农中毒后在梦境中来到了鸠摩罗什寺，见到了圣僧本尊，鸠摩罗什告诉了他“双舌”的根源：

“以血供养，以血洗血，这就是将来凉州的道路，也是你代父赎罪的不二法门。除此之外，你也休想琵琶别抱，去寻另外的出路。因为在这个寒凉的人世上，再没有对你敞开的一扇生门，你非走不可。”

被顾山农看作因谎言而被下咒的双舌，却被圣僧比作自己成佛后的见证——舌舍利，是“信”的象征：

“倘若我的这一生所译介的文字根本无误，那么在肉身火化之后，我的这根三寸之舍仍在，一定不腐，不烂，不僵，不化，就让它留存于人世间，埋在凉州的这座罗什塔下，去做一个无上的金刚见证吧。”

“实不相瞒，老衲也是双舌之人，一个舌头埋在凉州，另一个飘在了化外。”

这种“真”与“假”的巨大反差，其实是顾山农潜意识中对自我行为正义性的认同和升华。《凉州十八拍》还通过一尊被一门人誓死守护的“天马”和一个篆刻着古老西夏文字能听到百余里之外声音的“地耳朵”从形式上与古老中国产生链接，用以印证“凉州乃‘灵异之地’”之说，拓展了小说的想象空间，增加了小说的诗化色彩。

从故事内容上看，《凉州十八拍》讲述的是一个被千年文脉和现代思想共同滋养的“少年中国”的故事。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第一次使“少年”悬置于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延续的家族血缘生命链之上，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根脉——基于历史与生命意识的接续就出现了裂痕。“中国人在告别古典时，面对着西方走向现代的大量话语，这是他们摧毁古典的现成武器。”也是加速这种断裂的主要原因。以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的“少年中国”的少年的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与血缘、家庭决裂，用革命重获新生；要么与生活妥协，或麻木或压抑，直至变得放纵癫狂。与之前的作品不同，《凉州十八拍》没有将“少年”和“老年”进行绝对二元对立的割裂，而是在继承了《赵氏孤儿》的古典“信义”“忠勇”精神基础上，加入了“自由”“平等”的启蒙色彩。《凉州十八拍》虽然看似张扬的是中国少年，但它讲述的故事却是一代人对一代人的守护与成全，正因为老者们的矢志不渝、舍身取义，才有了少年们直面生死的勇气和担当。这种代际与传承，正是小说对“少年中国”接续古典与现代的建构与想象。

从人物塑造上，《凉州十八拍》的主人公兼具古典与现代的精神气质。凉州德高望重的乡绅权爱棠冲破门第观念，招“戏子”顾山农为婿；为了信守北疆续门的之托，一方面全心照顾遗孤徐惊白，一方面为了守护凉州魂魄天马而殉难。乡学教师尹先生，不仅用传统文化教化少年的野性，也用新知启迪他们的理想；当看顾的少年徐惊白、马眉臣和陈三匹被特务抓走即将受到戕害时，他提升身而出，以身犯险，最终用自己的性命换取了学生的安全。凉州总教朱绣一介老者，竟然跨越年龄鸿沟，因为纯粹的欣赏而与少年惊白结义，他只有一个希望：用凉州子民心血修建的承平堡建立一座传播真知的书院，振兴凉州教育，延续凉州文脉。尤其是故事核心人物顾山农，作家不仅赋予他多重使命，也赋予了他更深沉的象征意义。他的艰巨使命首先是偿还父亲偷经的孽债；其次是完成岳父的嘱托——保护好凉州魂魄“天马”、看顾妻子达云、教导北疆遗孤惊白；在时局动荡中，既要坚守传统还要谋划未来；最后，为了护宝救孤不得不成为特务的工具。在重重压下，他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他经常深陷于精神与现实的痛苦选择和煎熬中：是否向妻子达云坦露惊云的身世和岳父的真正死因？是否要反抗马乙麻，不再成为他们运送毒品和赚钱的工具？这样的困境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只能用吸食鸦片获得短暂的解脱。他还长了双舌，一个如匹诺曹鼻子般说谎的例证。面对家人的不解，面对敌人的逼迫，他只能自我惩罚——咬掉“双舌”，最终遁入空门，这是他在尘世寻找不到出路后的解脱，也是一种旧势力没落的象征。此外，他的“戏子”身份也是作家极为巧妙的设定。元杂剧兴起后，中国戏曲从庙堂走向民间。田间地头的老百姓因为不同的戏曲而知道了秦皇汉武，知道了忠孝礼仪，优伶也成为了庙堂教化向民间传播的使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只是社会的末流。高台教化的荣耀感与社会地位的卑微性交织在一起，使他们成为既懂得忠勇仁义，也懂得隐忍担当的典型，更成为值得托付与信靠的对象。正是这样一位充满矛盾的青年，完成了接续古典与现代的重任，为“凉州魂魄”和“少年中国”的少年找寻到了归宿与出路。

一部为“少年中国”而作的西部史诗

“史诗性”不是指篇幅的庞大和主题的宏大，更是一种精神气韵和恢弘品格，以及内在撕裂而带来的广阔性。在古典诗学范式内，史诗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长篇叙事诗，这是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基础之上的一种观念。近代以来，田园牧歌不再，展现古典英雄的史诗也难以为继，黑格尔认为小说与古代史诗结构上具有类似与渊源，他指出：“关于现代民族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史诗领域有最广阔天地的要算长短不同的各种小说。”因此，他认为小说就是“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虽然小说与史诗有着结构的相似性，但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称得上“史诗”。洪子诚认为：“‘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22在此意义上，《凉州十八拍》正是一部具有真正意义上“史诗性”的长篇小说。

从小说题材看，《凉州十八拍》是一部以“少年中国”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小说。胡适在其演讲稿《论短篇小说》一文中谈到：“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没有真正‘小说’的价值。”《凉州十八拍》中的故事背景是民国时期的凉州，城内混杂着普通市民、乡绅、革命者、新军阀、地方军阀、地方政府、民间恶霸等不同势力。小说在真实历史背景中，为每一个群体虚构了多位典型人物，在他们的经历中进行史实和虚构的穿插。如书中讲述的新军阀和地方军阀对于革命者的迫害，尤其是对西路军背景的交代，就是对真实历史的观照。读者阅读《凉州十八拍》时，通过小说塑造的人物、讲述的故事能更加深刻且立体地认识那个鱼龙混杂、战火纷飞的乱世，这也是“史诗性”小说时代价值的体现。

从叙事策略看，《凉州十八拍》是一部跨越“少年中国”早期的以个体命运映衬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作品。上世纪30年代，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奠定了宏大叙事的统治地位，并在十七年文学中发展到顶峰。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宏大叙事从文学叙述的中心滑落至边缘。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文学生态得到多元化发展，作家们重新对宏大叙事进行理性审视与反思。他们发现，个体叙事和宏大叙事从来就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宏大叙事由不同的个体叙事构成，个体叙事使宏大叙事更深刻、更真实，宏大叙事能使个体叙事得到升华。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提升的关系。在《凉州十八拍》建构的“少年中国”中，近百位人物在大时代中浮浮沉沉，都在找寻着各自的归宿。他们的命运与时代交织，成为“少年中国”中不同人群命运的象征。以顾山农、朱绣、尹先生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的开明派最终出家或死亡，象征了古代中国的消亡；徐惊白、沈兰阁、刘北楼等新青年成为时代的新生力量，预示着“少年中国”的成长；马乙麻、王伯鱼、陈垦丁等反动势力是时代与人民的敌人，必然走向灭亡；权达云、梁家姐妹等旧女性隐迹民间，等待救赎。书中每个个体的命运汇聚在一起，正是“少年中国”跌宕起伏、英勇悲壮的缩影。

作为史诗后裔的长篇小说，作品中不一定要有英雄人物，但总会有一个居于中心的主人公。他不仅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也被寄予某种理想，他和很多的人物、事件与现象发生联系和接触，必须能够围绕他描绘整个时代。《凉州十八拍》着力塑造的徐惊白就与“少年中国”同步成长。《凉州十八拍》通过徐惊白与收养他的权家、教育他的开明乡绅、陪伴他的伴当、保护他的北疆义士、引导他的革命青年之间的互动，揭秘了当时的时代风云，而他身上所具有的品格也承载了“少年中国”对“少年”的期许。书中主人公徐惊白的早期形象符合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对“少年”形象的期许，即富贵之资、慕义之行、负剑之举、尚乐之心，此时的他带有强烈的天真与冲动。但在与革命者刘北楼的一次同行后，他经历了生死，接受了思想启蒙，逐渐褪去少年的色彩，看清自己的未来和使命，变得勇敢、理性。他重新回到凉州，从一个被救者变成了施救者，也完成了自我生命的成长。与古典少年形象不同，徐惊白是典型的“少年中国”的少年，在面对家仇时，他没有选择通过复仇获得新生，而是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带着忠义的传统和自由的理想，期盼建立新制度，彻底实现国家和自我命运的救赎，这也是小说人物具有史诗价值的体现。

此外，《凉州十八拍》具备了西部史诗质朴、彪悍、雄奇、崇高的审美意蕴。在中国西部聚居的少数民族很多都有自己的民族史诗，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英雄扎西吐克》、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英雄托斯提克》和《霍布兰德》、乌孜别克族的《阿勒帕米西》等。从其内容看，它们反映的生活面极其广阔，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质朴的西部生活，也有彪悍的西部民风；既有雄奇的西部风光，也有崇高的英雄品格。《凉州十八拍》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河西特色的西部史诗。作家运用当地方言和俚语为书中人物塑造鲜明的个性；用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突出了西北生活的质朴；用忠勇、血性展现西部的彪悍；用苍凉、壮阔的文字描写，突显西部的雄奇；用主人公的精神，展现西部的崇高。这些都是《凉州十八拍》具有西部史诗特征的审美表达。

在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叶舟这部围绕民国时期凉州大地上“中国少年”而展开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便具有了不同于历史题材的时代价值和当下关照。“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延绵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从这个重要论述来看，《凉州十八拍》不仅是历史题材与时代价值有效结合的典范，更是融汇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

作者介绍

李宸江（1980-）女，陕西咸阳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滕飞（1978-），男，重庆万州，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原载于《南方文坛》2023年第4期，发布时略有删节）